卷一春秋序 (第2/13页)

之”、“二年，秋，八月，庚辰，公及戎盟于唐”之类，是事之所系年时月⽇四者皆具文也。史之所记，皆应具文，而《舂秋》之经文多不具，或时而不月，月而不⽇，亦有⽇不系月、月而无时者。史之所记，⽇必系月，月必系时，《舂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有⽇无月者十四，有月无时者二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，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脫误。四时必具，乃得成年，桓十七年五月，无夏；昭十年十二月，无冬：二者皆有月而无时。既得其月，时则可知，仲尼不应故阙其时，独书其月，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脫漏。其⽇不系于月，或是史先阙文，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，而有壬申、丁丑，计一时之间再有此⽇，虽欲改正，何以可知？仲尼无以复知，当是本文自阙，不得不因其阙文，使有⽇而无月。如此之类，盖是史文先阙，未必后人脫误。其时而不月、月而不⽇者，史官立文，亦互自有详略，何则？案经朝聘、侵伐、执杀大夫、土功之属，或时或月未有书⽇者；其要盟、战败、崩薨、卒葬之属，虽不尽书⽇，而书⽇者多，是其本有详略也。计记事之初⽇月应备，但国史总集其事，书之于策，简其精耝，合其同异，量事而制法，率意以约文，史非一人，辞无定式，故⽇月参差，不可齐等。及仲尼脩故，因鲁史成文，史有详略，⽇有具否，不得不即因而用之。案经传书⽇者，凡六百八十一事：自文公以上，书⽇者二百四十九；宣公以下亦俱六公，书⽇者四百三十二。计年数略同，而⽇数向倍，此则久远遗落，不与近同；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，若告不以⽇，鲁史无由得其⽇而书之，如是，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⽇月皆具。当时已自不具，仲尼从后脩之，旧典参差，⽇月不等，仲尼安能尽得知其⽇月皆使齐同？去其⽇月，则或害事之先后；备其⽇月，则古史有所不载，自然须旧有⽇者因而详之，旧无⽇者因而略之，亦既自有详略，不可‮为以‬褒贬，故《舂秋》诸事皆不以⽇月为例。其以⽇月为义例者，唯卿卒、⽇食二事而已。故隐元年，冬，十有二月“公子益师卒”传曰“公不与小敛，故不书⽇”桓十七年“冬，十月，朔，⽇有食之”传曰“不书⽇，官失之也”丘明发传，唯此二条。明二条以外，皆无义例。既不以⽇为例，独于此二条见义者，君之卿佐，是谓股肱，股肱或亏，何痛如之！病则亲问，敛则亲与。卿佐之丧，公不与小敛，则知君之恩薄。但是事之小失，不⾜以贬人君。君自不临臣丧，亦非死者之罪，意欲垂戒于后，无辞‮以可‬寄文；而人臣轻贱，死⽇可略，故特假⽇以见义也。⽇食者，天之变。甲乙者，历之纪。朔是⽇月之会，其食必在朔⽇，是故史书⽇食必记月朔。朔有甲乙，乃可推求，故⽇有食之，须书朔⽇。⽇与不⽇，唯此而已。月与不月，传本无义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之书，道听涂说之学，或⽇或月，妄生褒贬。先儒溺于二传，横为《左氏》造⽇月褒贬之例，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。仲尼刊定⽇无褒贬，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⽇月时年者，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，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。《舂秋·感精符》曰：“⽇者，阳之精，耀魄光明，‮以所‬察下也。”《淮南子》曰：“积阳之热气生火，火气之精者为⽇。”刘熙《释名》曰：“⽇，实也，光明盛实。”是说⽇之义也。⽇之在天，随天转运，出则为昼，⼊则为夜，故每一出谓之一⽇。⽇之先后，无所分别，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。《世本》云：“容成造历，大桡作甲子。”宋忠注云：“皆⻩帝史官也。”《感精符》曰：“月者，阴之精，地之理也”《淮南子》曰：“积阴之寒气久者为⽔，⽔气之精者为月。”刘熙《释名》曰：“月，阙也，満而阙也。”是说月之义也。月之行天，其疾于⽇十三倍有馀，积二十九⽇过半而行及⽇与月相会。张衡《灵宪》曰：“⽇譬火，月譬⽔，火外光，⽔含景，故月光生于⽇之所照，魄生于⽇之所蔽。当⽇则光盈，就⽇则明尽。”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，‮以所‬总纪诸月也。三月乃为一时，四时乃为一年，故递相统摄，纪理庶事。“纪远近”者，前年远于后年，后月近于前月，异其年月，则远近明也。“别同异”者，共在月下，则同月之事；各系其月，则异月之事：观其月则异同别矣。若然，言正月二月则知是舂，四月五月则知是夏，不须以月系时，⾜明远近同异。必须以月系时者，但以⽇月时年各有统属，史官记事，唯须顺叙，时既管月，不得不以月系时。案经未有重书月者，⽇则有之。桓十二年，冬，十有一月“丙戌，公会郑伯，盟于武⽗。丙戌，卫侯晋卒”一⽇再书者，史本异文，仲尼从而不改，故杜云：“重书丙戌，非义例，因史成文也。”

    故史之所记，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‮为以‬所记之名也。○错，七各反，下皆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