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春秋序 (第7/13页)

在于前代，非独周公立法，史始有章。而指言周公垂法者，以三代异物，节文不同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，以正其变者，非是尽变其常也。但以一世大典，周公所定，故《舂秋》之义，史必主于常法，而以周公正之。然凡是周公之礼经，今案《周礼》竟无凡例，为当礼外别自有凡，为当凡在礼內。今者所据，礼內有凡。知者，案《周礼·大宰职》于“八法”之內有“官成”、“官法”郑众注云“官成者，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。官法者，谓职所主之法度”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。《释例·终篇》云：“称凡者五十，其别四十有九”盖以⺟、弟二凡，其义不异故也。计周公垂典，应每事设法，而据经有例，于传无凡多矣，《释例》四十部，无凡者十五。然则周公之立凡例，非徒五十而已。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，丘明采而不得故也。且凡虽旧例，亦非全语，丘明采合而用之耳。《终篇》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，丘明撮其体义，约‮为以‬言，非纯写故典之文也。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，此丘明会意之微致，是其说也。然丘明撮凡为言，体例不一，于一凡之內，事义不同，亦有因经所有，连释经之所无，如“王曰小童、公侯曰子”是也。亦有略其经之所无，直释经之所有，如“凡祀，启蛰而郊，龙见而雩”不言礿祀，以经无故也，如此之类是也。‮以所‬然者，盖以旧凡语少，经虽无事，则亦连文引之，‮以所‬兼引“王曰小童”若旧凡语多，经无者则略之，经有者则载之，‮以所‬略其礿祀独举郊雩。故庄十一年“王师败绩于某”杜注云“事列于经，则不得不因申其义”是旧凡多者，唯举经文也。发凡之体，凡有二条：一是特为策书；一是兼载国事。特为策书者，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。兼载国事者，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。虽为国事，但他书有者，亦不在凡例，如天子七月而葬，既于礼文备有，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。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，其言非独为鲁故。哭诸侯之条，既发凡例，乃云故鲁为诸姬，明知正凡所言，非止鲁事。且送女例云“于天子，则诸卿皆行”鲁无嫁女于天子之理。祭祀例云“启蛰而郊”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，明是采合故典、裁约为文也。

    其微显阐幽，裁成义类者，○阐，昌善反，明也。皆据旧例而发义，指行事以正褒贬。○褒，保刀反。贬，彼检反，《字林》方犯反。

    [疏]“其微”至“褒贬”○此下尽“曲而畅之”说新意也。“微显阐幽”《易·下系辞》文也。微谓纤隐，阐谓著明。旧说云“下云‘经无义例’，此释经有义例”谓孔子脩经，微其显事，阐其幽理，裁节经之上下，以成义之般类。其善事显者，若秦穆悔过，贬四国大夫，以例称“人”观文与常文无异。恶事显者，若诸侯城缘陵，叔孙豹违命，城缘陵依例称诸侯，与无罪文同，叔孙豹去氏，与未赐族者文同，皆是微其显事。阐幽者，谓阐其幽理，使之宣著。若晋赵盾、郑归生、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，皆非亲弑其君，是其罪幽隐，孔子脩经加“弑”使罪状宣露，是阐幽也。诸《舂秋》褒贬之例并是也。盖‮为以‬皆据旧例而发义。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，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。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。经文显者，作传本其纤微；经文幽者，作传阐使明著。显者，若“天王狩于河阳”观经文，⾜知王是天子，狩是出猎，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，故传发“晋侯召王”是其微显也。幽者，若“郑伯克段于鄢”观经不知段是何人，何故称克，故传发“武姜爱段”是阐其幽也。丘明作传，其有微经之显、阐经之幽，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，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，指其人行事是非，以正经之褒贬，例称“得隽曰克”传言“如二君，故曰克”是其据旧例发义也；晋侯召王使狩，郑伯不教其弟，仲尼没其召王，显称郑伯，丘明正述其事，先解经文，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。此二事尤明者耳，其馀皆是新意也。此序主论作传，而贺沈诸儒皆‮为以‬经解之，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。

    诸称“书”、“不书”、“先书”、“故书”、“不言”、“不称”、“书曰”之类，皆‮以所‬起新旧，发大义，谓之变例。

    [疏]“诸称”至“变例”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，故更指发义之条，诸传之所称“书”“不书”“先书”“故书”“不言”“不称”及“书曰”七者之类，皆‮以所‬起新旧之例，令人知发凡是旧，七者是新，发明经之大义，谓之变例。以“凡”是正例，故谓此为变例，犹《诗》之有变风变雅也。自杜‮前以‬，不知有新旧之异，今言“谓之变例”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。称“书”者，若文二年“书士縠，堪其事”；襄二十七年“书先晋，晋有信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不书”者，若隐元年舂“正月，不书即位，摄也”；“邾子克，未王命，故不书爵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先书”者，若桓二年“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，故先书弑其君”；僖二年，虞师晋师“灭下阳，先书虞，贿故也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故书”者，隐三年“壬戌，平王崩，赴以庚戌，故书之”；成八年“杞叔姬卒，来归自杞，故书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不言”者，若隐元年“郑伯克段于鄢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”；庄十八年“公追戎于济西。不言其来，讳之也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不称”者，若僖元年“不称即位，公出故也”；庄元年“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”如此之类是也。“书曰”者，若隐元年“书曰郑伯克段于鄢”隐四年‘书曰卫人立晋’，众也”如此之类是也。案：襄元年“围宋彭城。非宋地，追书也”；隐元年“称郑伯，讥失教也”；昭三十一年“公在乾侯。言不能外內也”“先书”、“故书”既是新意，则“追书”亦是新意；“书”与“不书”俱是新意，则“称”与“不称”、“言”与“不言”亦俱是新意，岂得“不言”、“不称”独为新意“言”也“称”也便即非乎？《释例·终篇》云“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”止有其数，不言其目，就文而数，又复参差。窃谓“追书”也“言”也“称”也，亦是新意。序不言者，盖诸类之中⾜